斗智斗勇之兴奋剂检查:和运动员周旋的猫鼠游戏

  [摘要]兴奋剂检查中的每一个环节,对于陈重和他的队友来说,都是一场考验。有人用“斗智斗勇”来形容这场检查和反检查的游击战。

  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来源/东方IC

  金牌,对运动员或运动员与教练组成的利益团体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如果药检处罚不严格,如果处罚带来的损失可以用通过兴奋剂提高成绩后带来的利润弥补,运动员们就很可能选择铤而走险。

  兴奋剂检察官们明白,只要竞技体育仍与荣耀、金钱相连,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就不会终止。

  兴奋剂检察官们的博弈

  撰文/林默

  编辑/李婧怡 南香红

  晚上七点五十,穿着藏蓝色T恤的陈重拖着黑色行李箱从反兴奋剂中心四层的灰色大楼里走了出来。空气中氤氲着雨丝,他撑着黑色的伞挥了下手臂,打了一辆出租车,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就在十五分钟前,他把9个密封在蓝色胶带白盒子里的试管整齐地码在了他的24寸行李箱里。

  一起挤在这个24寸空间里的,还有15个取样杯、测尿的比重仪、封条、吸管和手套,帆布行李箱被塞得满满当当。

  兴奋剂检查中的每一个环节,对于陈重和他的队友来说,都是一场考验。有人用“斗智斗勇”来形容这场检查和反检查的游击战。

  斗智斗勇也可能会细化到一张A4纸上。在让运动员填的单子上,陈重说,“有的人知道自己有问题,在填单子的时候会故意漏掉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签名、瓶号或者时间。“你查出来阳性没用,运动员有时会说,你看这个东西我没有签名,是没有法律效用的。”

  在这个阴沉的雨夜,陈重要在晚八点半前赶到黄寺大街训练基地,去那里收取三个田径运动员和两个游泳运动员的尿样。在业内,他们把这种非比赛时间对运动员做的兴奋剂检查叫赛外检查,比赛前后进行的检查叫赛内检查。

  陈重是全国反兴奋剂中心兴奋剂检查官中的一个。在这个机构里,这样的检查官有330多个,他们大多是兼职。

  陈重的本职工作是一家旅行社的会务,对运动的痴迷让他靠近这个圈子。过去五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和公司老板隐藏自己检查官的身份。因为怕泄露身份和行程,他很少发朋友圈。从“自己生病”到“孩子生病”,陈重不断变换着和老板请假的理由。

  陈重不算是最资深的。在反兴奋剂中心一楼,挂着中心2007年成立时的海报,急诊外科医生程安从旁边走过,和他在反兴奋剂行业的26年工作时间相比,中心的海报看起来很新。

  “每次是前三名要进行兴奋剂检查吗?”

  “我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是让人知道第二名查,第三名不查,很多人可能就明明得到第二名,却故意把成绩延后到第三名,这样就可以躲避检查。所以从规律上来说,运动会或者运动队不应该知道兴奋剂检察的规律。”程安说着,有些得意,因为职业成就感,也因为责任。

  1990年,北京承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在筹备过程中成立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那个时候一颗红心想为亚洲运动会做点贡献。那时期是中国体育整体上的上升期。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为什么很多人把情感寄托在一个排球队身上?其实你说这个项目对人能有多大的吸引力?这吸引力很小。大家的情感寄托其实在于——某种程度上,这个项目是上升时期民族心态的一种推动力。”程安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光,“我觉得我得为中国体育做点贡献。”

  这“贡献”指的是去当兴奋剂检察官。程安听一位体育界朋友提起,当时反兴奋剂实验室特别缺人,他就兴冲冲地跑到组委会报名,组委会送了一个商调函到单位,“我们单位挺支持亚运会的,我就来了。”

  7月,被热浪和亚运会热情包围的北京闷热难耐。也是在这个月,经过培训考试,程安收到了实验室统一发放的衣服和工牌,正式上岗。程安还记得,九十年代出差检查的时候,火车票一票难求,好不容易买到一张,要坐一天一宿才能到运动员的驻地。1992年,程安去全国赛艇锦标赛进行兴奋剂检查,检查地点在贵州红枫湖,一个离贵阳60公里的地方。为了给家里报平安,大家那时要在邮局排长队。拨号打电话,不一定每次都能打得通。

  到了比赛现场,运动员周围经常围着很多人。为了不把长相相近的运动员认错,程安经常把目标运动员的服装编号、发型、陪同人员等多种信息默默存在脑海里。事实上,从找到运动员的那一刻起,对检查官来说,运动员就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

  兴奋剂。来源/东方IC

  “你给我们点儿尿”

  一场柔道的比赛,身穿白色道服的姑娘被摁到地面,她背部挨着垫子,25秒钟之后,看台下一片欢呼。比赛结束,冠军快步走下看台,与教练相拥在一起。

  在另一边,亚军从台上下来,倒地大哭。这个姑娘是检查官赵霞这次要进行兴奋剂检查的对象之一。2009年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前,赵霞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工作。对于今年已经六十岁的她来说,每年五六十次的出差并没有太吃力。

  姑娘一直哭,对于要进行兴奋剂检查完全听不进去。赵霞知道,“这时候怎么安慰都苍白。”她在旁边一直等着姑娘情绪释放完之后慢慢平静。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

  作为检查官,运动员比赛前后的悲欢喜乐,他们是见证人。对于“与伤病做斗争”、“为国争光”这些宏大词汇背后可能夹杂的汗与泪,也很少有人能像他们这样感同身受。

  “有些项目很辛苦,像马拉松,一跑跑两三个小时下来,顶着个大太阳,下来以后你跟他说:‘你给我们点儿尿……’这确实很困难。”

  他们能做的,除了等,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有时,等待也可能是来自于运动员的紧张。毕竟在别人目不转睛的注视下,排尿可能并不太容易。

  为了安抚运动员的情绪,程安有时会在进门时把水龙头打开,让他们听到水声,“就像给小孩吹口哨似的。”

  有一次,为了等一位在比赛前后为了控制体重喝水很少的运动员,程安一直等到很晚。运动员和他说,自己一直准备比赛特别累。后来程安没办法,只好搭了个临时的床,让运动员先睡。等了一宿,看着运动员沉沉睡到第二天早晨,才取到尿样。

  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李一的眼白要比正常人黄一些。

  那是夜班连着夜班累积下来的痕迹。由于血液检查对时间、温度的特殊要求,在手术室做护士的李一,经常要在一个夜班之后赶到运动基地,采集运动员血样。24小时内,又要在下一个夜班到来之前,把血样带回中心。

  每次血检,李一都会拿着一个五公斤重的白色泡沫箱。出发前,从把冰块拿出放到泡沫箱的那一刻起,李一必须算好时间,让抽完的血放进泡沫箱时,里面温度计的刻度在两度以上,又得在回到中心之前,让温度计里面的红色液体保持在低于十二度的位置。

  有一次飞机临时停飞,为了及时把血样送回中心,李一又跑到火车站改了张车票。第二天到北京反兴奋剂中心时已是早上七点,她匆匆放好样品,没来得及回家,就直奔六里桥的单位上班了。

  这像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赛场外,这种对时间的控制悬在每一个检查官的心头。

  早晨六点半,赵霞准时出现在运动员的训练基地。一般来说,清晨是兴奋剂检查官比较喜欢的时间。无论是考虑到尿浓度还是需要等待的时间,取晨尿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对于对兴奋剂有所准备的人来说,昼夜交替的清晨是最猝不及防的。

  小运动员睡眼惺忪,十分不耐烦,“老师你怎么又来查我?”

  工作了七年多的赵霞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你成绩好才查你呢,成绩不好的我还不查呢。”

  小运动员一听精神了,从床上一咕噜爬起来。“是啊是啊,那我下次还想见你。”

  反兴奋剂检测设备。来源/东方IC

  技术和技术的较量

  但实际上,小运动员再见到赵霞的几率并不高。

  为了防止被运动员抓住规律或者和检查官私下建立起关系,对于同一个项目的同一个运动员,中心每年都会变换不同的检查官,制定不同的方案去检测。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采集到的尿样封存10年,在此期间,会随时对尿样进行复查。

  这是一场技术和技术的较量。

  “用新的DNA方式,把8年前查过的尿样再重新查一遍,又查出九十多例。”赵霞认为,这是技术的发展对兴奋剂检测带来的改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适用于反兴奋剂这场战役。据知情人透露,现在在兴奋剂领域,有一种解药,吃了以后在一定时间段内不上厕所,时间到了之后就可以化解药性。

  这或许可以解释很多在留尿样过程中看起来稍显异样的拖延时间现象。

  正常来说,运动员从睡梦中刚刚起床后,半小时以内就可以采集到尿样。

  等了一个小时后,“差不多了吧?试试?”赵霞试探性地问。

  “还是不行。”运动员摇了摇头。

  又等了两个多小时,运动员面部开始不自然地局促。再到后来,本来只需要90ml的尿样,她提供了双倍于这个数值的量。

  “从最终提供的量来看,她应该憋了很久。”

  在体育口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赵霞可以轻易分辨出运动员拖延时间的几种情况。除了和吃药这种可能性相关以外,还有可能是一些小运动员想休息一下,晚一会儿去训练。

  她遇到过一个男孩。早晨六点多通知他,到了九点多也没排尿。“赵老师,我们不是为了逃避训练。”他一边和赵霞解释,一边眼睛瞄着其他赛艇的运动员,他们都陆续下水开始了训练。

  赵霞说,“不管为了什么,时间也差不多了,都三个小时了,你可以试一下。”

  男孩儿磨磨蹭蹭地提供了160ml的尿样。赵霞告诉他收集尿样的操作流程。“他不太听,自己哗啦一倒,全倒洒了。”赵霞有些生气,“你干嘛呢?”

  “洒就洒了。”男生回得也很大声。

  “你要是再倒洒,我就不收了,我说你有意干扰我的检查,明白吗?”后来男孩儿给赵霞和另一个检查官道了歉。“最近训练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有的时候练得特别苦,也练得挺烦的。”对这样的行为,赵霞没有办法。只能在另一个以成绩、速度、分秒为标准的评价体系里,去试图理解这些运动员的不易和艰辛。

  在千里之外检查的陈重,对赵霞的心情感同身受。

  按照运动员报的行踪,陈重站在运动员李亮宿舍的门口,要对他进行尿检。

  “李亮在隔壁”,开门的男生迟疑了一下,指了指旁边的宿舍。顺着男生指的方向,陈重又来到了旁边的宿舍。等了一分钟,门开了。

  “你是李亮吗?”陈重问。

  “你不是刚从李亮宿舍出来吗?”

  陈重只好再绕回来重新敲门。“对不起,我刚才听错了。但是我刚上完卫生间。”

  陈重无奈,只能再等。

  两次敲门的时间差里发生了什么,给人很多想象空间。

  “他们怎么知道你是检查官?”

  “运动员宿舍一般都是封闭式管理,普通人敲不了门,都是有门禁卡的,只有我们有这个权利。他们一看你是陌生人,很容易就能想得到。” 陈重回答。

  对于这种有异样的运动员,在检查之后填的补充报告上,都会有所体现。作为中心制定下次检查计划的参考。

  对于那种因为被举报或者经常有异常而被多次检查的运动员,在中心和检查官那里,还有另一个代称———“重点排查运动员”。

  “XXX吃了药,成绩比我好,我看到她吃药了。”兴奋剂检查官们经常会接到来自于运动员内部的举报。混杂着嫉妒、欲望、权力层级的竞争,有时会让真相扑朔迷离。这时候,中心除了会记录在案之外,还会派比较资深的检察官亲自去检查。

  对于这样的运动员,中心会专门根据运动员的衣食住行做细致的研究,观察他的睡觉时间和地点,计划出什么时候去排查比较合理。对于这些重点排查运动员,检查官会加大检查的频率,打乱他们可能的吃药计划。

  当然,对于自己是不是重点排查运动员,他们本身并不知情。

  反兴奋剂。来源/东方IC

  游击战

  赵霞在进入基地前遇到了点儿麻烦。

  在蓟县的一个运动基地,赵霞被拦在传达室外,检查完证件后,“找哪个队?”门卫问。

  出于保密的考虑,赵霞一开始没和门卫说找哪个队。结果门卫不让进,他们在门口僵持着,后来赵霞随便说了体操队,就让进去了。“因为我知道体操队也在里面。”

  “是查我们吗?”远远地,赵霞看到体操队教练开着车,摇下车窗玻璃问她。

  “不查。”赵霞兀自向检查真正的目的地——举重训练队宿舍走去。

  她用“打游击”形容和他们之间的周旋。

  毕业前曾在反兴奋剂中心实习、做了三年检查官的王彤,十分理解“打游击”三个字的含义。

  为了减少取样之前的中间环节,检查官一般都是直接通知到运动员本人。

  王彤在过门卫的时候,嘱咐和她一起来的检查官拎着箱子躲在外边,她和探望运动员的家长一起混进来。

  多年的检查让门卫对提着行李箱的检查官早有警觉。“不能让门卫发现你是干这个的,要不他会通报。”一般王彤都是把运动员找到后再去通知拎着箱子在外等待的另一个检查官。

  如果在清晨人比较少的时候,或者被门卫远远地注意到了,就只能暴露身份。“门卫可能去通报,所以这个时间内你就得快点儿去找运动员。”

  但是直接找到运动员经常并不太容易。而且按照规定,没到运动基地前,不能提前给运动员打电话或者通知。由于运动员报的行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甚至有时候根本不在报的地点,或者报的运动基地名字是错的。

  一次,运动员把“柏叶基地”写成“白叶村”。赵霞到了白叶村后,周围的人都说村子拆了。她兜兜转转到了另一个新盖的村子,问周围的人哪个是三号楼。周围的人说这附近没有三号楼。赵霞转了一会儿,又开始找人问路,“你们这个村子是原来那个白叶村拆迁过来的吗?你们这儿有运动员住这儿吗?”赵霞找了半天,没有进展。

  开了十多分钟的车,赵霞在前面看到了一个残疾人学校。到了一打听,虽然里面有运动员,但都是省队的,不是赵霞要检查的。残疾人学校的人说,这附近就一个地方有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柏叶基地。赵霞这才知道,自己找了两个多小时都白找了,原来运动员报的名字就是错的。“一些是出于有意识的报错,一些是无意识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赵霞说,有时候很难分辨。

  出发之前,检查官会去网上或者运动员库里找出运动员的照片,再根据照片去核对。

  为了尽可能减少知道的人,检查官在确定准目标运动员后,一般会去问“你叫什么名字”,而不是“你知道谁谁在哪儿吗?”

  铤而走险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途中服食大量混合着鸡蛋清的士的宁。冲过终点后,他倒地不起。

  这是在有记载的奥运史上的第一例兴奋剂事件。在此之后,有关竞技体育中兴奋剂的使用就从未停止过。

  即使到今天,兴奋剂仍跑在反兴奋剂技术前面。而陈重、赵霞、王彤们所做的,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让它们的距离近一点儿。

  王彤记得,有一次去查一个重点运动员,运动员一直不留样,后来她和王彤说,想让舍友送给她把钥匙。“因为送钥匙是不违规的,”王彤没法拒绝。

  舍友来了之后,手半遮掩着把钥匙给了她。她把手一合,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这个时候非常尴尬,因为从权限来讲,你是没有权利去要求她打开给我看看或者去搜身的。只能把这个情况以文字形式写到工作记录里。”

  反兴奋剂中心的副主任赵建也表示,目前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利仅限于收取和检测运动员样品,而在一些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还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利。“我们只能敲门、等待,即使接到举报或怀疑有任何异常情况,也不可能破门而入去寻找证据。”

  在目前,反兴奋剂中心处于和各个如田径、游泳协会及中心平级的关系,“不是自上而下地推进而只靠兄弟单位配合,有时会导致推进工作很漫长。”中心检查官梁英说。

  英语专业毕业的梁英大学毕业就到了一家外企做销售。因为英语的优势,经常做国际赛事检查的梁英经常会接触到很多外国运动员。每次检查之后,检查官都会和运动员确定“最近七天用药”。外国运动员经常把这一栏填得满满当当,梁英对此印象深刻。

  “国外的运动员会把自己最近吃下的药提前拍成图片。”陈重对于梁英提到的这一点深有体会。而我们运动员好多都是说,“好像是没有,你就写没有算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你生病,医生给你开的药里有违禁成分,提前说的话,至少可以减轻一下。如果事前什么都不说,就要自己负责。”在陈重看来,现在很多人对兴奋剂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事实上,在我国,伴随着大型赛事的举办,兴奋剂检测慢慢兴起,可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同并没有被全面建立起来。再加上体育商业化后,金牌带来了巨大的激励,兴奋剂很容易被带到另一条路上去。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每个运动员或者运动员与教练组成的利益团体,都处在与其他团体竞争最高薪资和成绩的博弈当中。如果药检处罚并不严格,那么被其他用药者击败的可能性,要比被揭发后处罚的可能性更高。

  如果处罚带来的损失,可以用通过兴奋剂提高成绩后带来的利润弥补,铤而走险并不太难理解。

  陈重们明白,只要竞技体育仍与荣耀、金钱相连,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就不会终止。

  (应主人公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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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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